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组成西突击集团，第三野战军四个兵团组成中突击集团和东突击集团，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东北湖口的五百余公里战线上发起总攻，一举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多月的长江防线。
诚如1949年8月邓小平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报告所言：“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没有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王征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天亮时分，滚滚长江，万船齐发，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线渡江，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执行我的命令，先是放射撤掉雷管的假炮弹，然后宣布起义，指挥大炮掉转炮口，向国民党军射击，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四处溃散，国民党狂妄吹嘘的‘长江天险’被我军迅速突破。”
4月23日，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逃离南京。同日，南京解放，红旗插上“总统府”。
毛泽东闻讯大喜，写下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诗句。
历史回眸：“要塞的炮一声没响”
“大哉长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吴，北带九河，汇百川而入海，历万古以扬波……”从来就是水阔流隔的天堑。所以，历史一走进1949年的早春，日暮途穷的南京当局就为国共和谈定了一个“两分天下”、“划江而治”的基调。这用“代总统”李宗仁的话来说就是：“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蒋介石一边下野“引退”，一边在溪口老家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开会，要求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东西两大战区，并强调指出：“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为中心，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长江上空战云密布，时任我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的王征明奉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扬帆之命，为策反江阴要塞抵达淮阴。
江阴是长江的门户，战略地位极其突出，早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军便在江阴加紧扩修，从炮台升格为炮兵总台，以七十多门大口径火炮，七千多名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严密守卫着从张家港到黄田港、长达二十五公里的江防。
苏北区党委对江阴要塞的工作从1947年开始，江阴炮台的总台长唐秉琳和工兵营长唐秉煜是我华中大学教育长唐君照的弟弟。他们都是我党特别党员。还有步兵总队长吴广文也是我们的人。于是，中共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苏北指挥部司令管文蔚亲自挂帅，与十兵团司令叶飞对接，为王征明等人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从而确保六十里防区，至少有三至四个港口临阵倒戈，不对我军开火，不阻碍我军登陆。
经过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包括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在内的三大敌军武装，均被我党牢牢掌控，要塞司令戴戎光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徒有虚名的光杆司令。
1949年4月21日凌晨1时许，我人民解放军十兵团二十九军的先头营，率先在江阴要塞射程范围内的长山北麓抢滩登陆。王征明回忆说，驻北岸八圩港的敌二十一军要求炮台给予火力支援，唐秉琳借口夜间观察困难，容易出现误差，要炮台减四百米射击，结果把国民党二十一军设在江北的一个指挥所打掉了，气得敌二十一军参谋长在步话机里破口大骂。午夜，王征明与王德容根据情况判断我军前锋部队已过江，王征明便以军代表的身份电令唐秉琳：“立即调转炮口，向敌军射击，配合我军渡江。”唐秉琳心领神会，按照既定预案，派王刚、李容友剪断通往外部的电话线，打出拆掉雷管的炮弹，黎明时分命令总台向南闸二十一军打了两炮，造成敌军大乱。戴戎光气急败坏，说要军法从事，杀了唐秉琳的头。起义官兵反将执迷不悟的戴戎光当场拿下，直接押送至我二十九军军部。
4月22日上午，蒋介石派专机接李宗仁、何应钦、张群去杭州见他。刚上飞机，何应钦就对李宗仁说：“江阴要塞昨天晚上已经完了。”李宗仁吃惊地问：“怎么，不是说可以守住三个月吗？”何应钦沮丧地说：“天晓得，要塞的炮一声没响。”
当晚，李宗仁、何应钦等由杭州飞回南京。一回“总统府”，李宗仁就签署了紧急撤退的命令……
史海钩沉：“举三堆烽火为号”
王征明回忆，出发前，“兵团首长”令称“我大军21日渡江”，叫他必须“立即过江南去”。而“一俟江南布置就绪，就在大山上举三堆烽火为号”是在过江前“二十九军参谋长梁灵光提出”的，“接头联络的地点”是王征明“同渡江先遣部队张宜友师长”商定的。王征明表示，具体指令都是过江前首长当面交待，由他带到江南，并要求他“一面对兵团负责，一面对下面负责”。
原述：
1949年3月，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扬帆打来一个绝密电报，说是要对江阴要塞进行策反，要我火速南下。我就由济南乘火车到徐州，再换卡车赴淮阴，扬帆在淮阴等，带我去见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和苏北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陈、管两位在一间坐北朝南的大瓦房里跟我面谈。陈丕显向我详细介绍了要塞的人员配置和当下情况。管文蔚说整个要塞有各种火炮七十多门，兵力大约有七千人，要塞的参谋长王德容、炮台的总台长唐秉琳、工兵营的营长唐秉煜、步兵总队的总队长吴广文都是我们的人，指示我们在要塞起义两小时后过去。当前要特别注意不能暴露，不准盲目行动，要服从隐蔽，不发展党员。我们还同华中工委早就派去江阴活动的政治交通员吴铭见了面，了解了一些最新动向。这段时间我们的工作由华中工委直接领导。我和苏北行政公署公安处的侦察科长江华用电台同陈、管两位首长直接通报。
3月底，为了配合大军作战，我们划归十兵团领导，叶飞司令员在司令部亲切地接见我。吃饭时，他直率地告诉我，是粟裕司令员亲自点我参加这场战斗，我听了大受鼓舞。
为了先将要塞炮台的一些关键部门掌握起来，我建议多派一些骨干过去。叶飞司令员和韦国清政委就选调了二十九军的团长李干、营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王刚等四位同志来我处报到。随后几天，我对他们进行了培训，教他们如何应酬。晚上我还查铺，看他们说不说梦话。
4月15日，我接到了叶飞司令员的一封亲笔信，信上说：“征明同志，来信收到。我军行动已推迟到本月20日以后，可告吴铭。因此你暂时不必南去，再等3、4天去更好。同意吴铭来信所规定的联络信号，信号要在行动的时候采用，以免暴露。请告吴铭他们，不要心急，不要松懈，按照我们前天所谈的告诉他们去做。保持交通关系最要紧，但在这几天内，如有特殊情况，交通不要太频繁，可适当减少一些。”
4月17日，兵团首长来令，大军21日渡江，我必须立即过江南去。当天晚上，明月高悬，天朗气清，我的渡江没有成功。第二天晚上，江面上大雾弥漫，云层厚重，一切都很顺利。船行至浅滩，我们跳下船趟着齐腰深的水登岸，刺骨的江水冻得我紧咬牙关，攀上岸时下半身都是泥水。
天亮后，唐秉琳、唐秉煜等人都来见我。我跟他们开会研究起义事宜。情况瞬息万变，我们冷静应对，一一化解危机。
20日子夜，次日凌晨，我军强渡长江，我在游炮团给唐秉琳挂电话，拉高嗓门大声下令：“我人民解放军已经全线渡江，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命令你们立即调转炮口，向敌军射击，配合我军渡江，时间紧迫，不得延误。”接着，把话筒重重一摔，对王德容说了声“走”，一起走出前沿指挥所，在场的国民党官兵无不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我就是要敲山震虎。总台先发制人，举行阵前起义，估计要塞内部必然瘫痪，而只要要塞和南京的电话联系中断，就会加剧敌人的慌乱，加速国民党军的全线崩溃。唐秉琳、李干等迅速行动，暗中控制了戴戎光，接连发射撤掉雷管的假炮弹。戴戎光看到炮弹没有爆炸，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打的什么炮？这是打的欢迎礼炮啊！”唐秉琳命令大炮掉转方向，举行起义。
我跟王德容从前沿指挥所回到游炮团团部，发现团部已撤回黄山炮台，就去早与二十九军师长张宜友约好的联络点。因为到得早了一些，开始没有接到。但往回走时却遇到了二十九军先头部队的另一个团。这时国民党军的飞机在上空盘旋，胡乱扔下两颗炸弹，地面上顿见两个大坑。
我和王德容回到黄山炮台已是中午时分。当天三野特种兵纵队司令陈锐霆到炮台视察。我和唐秉琳陪同陈司令巡视要塞炮位，陈司令指示：“你们要继续监视扬子江上游企图东逃的国民党兵舰。”我就又和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等开了一个会，商量对策。我还和吴铭、李干、徐以逊、陆德荣等人开了一个会。
把解放军引上黄山的是陆德荣和徐以逊。一个陆德荣，一个徐以逊，分别接应了一支部队上山。活捉要塞司令戴戎光的是李干、吴铭、唐秉煜和徐以逊接到的二十九军营长丞民等。戴戎光被他们押送到了二十九军军部。
百萬雄師過大江
新華社長江前線（1９4９年）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時電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從一千余華裏的戰線上，衝破敵陣，橫渡長江。西起九江（不含），東至江陰，均是人民解放軍的渡江區域。
三大戰役過後，國民黨軍隊總兵力已經下降到204萬人，作戰部隊僅剩146萬人。解放軍兵力卻增加到了35８萬人。天險長江，成為蔣介石東山再起的最後機會。
83萬曹操大軍赤壁慘敗，始有三國鼎立；南北朝對峙近百年，皆因長江阻隔……在熟知歷史的蔣介石看來，再來一個南北分治，就靠長江了。
在宜昌至上海間1800余公里的長江沿線，蔣介石部署了115個師約70萬人，其中京(南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部75個師約45萬人佈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間800余公里的地段。國民黨海軍100多艘艦艇日夜沿江巡弋，空軍4個大隊隨時待命。
蔣介石制定的京滬杭地區的作戰方針是：以長江防線為週邊，以滬杭三角地帶為重點。以淞滬為核心，堅守淞滬，與台灣相呼應。與此同時，蔣介石還搞起了緩兵之計。為獲得喘息之機，以便將殘余部隊全部調到長江南岸，堅守長江天險，從而達到“劃江而治”的目的，蔣介石再次玩起假和談的伎倆。
1948年12月底，毛澤東專門抽出兩天時間為新華社寫了一篇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二野、三野及華東和中原的地方部隊共計百萬大軍，早早地開始了渡江的戰前準備。在長江這樣最寬處5000米、最窄處2000米的河面上進行大規模作戰，在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73歲的老作家孫侃當年是渡江戰役中的一名司號員。“我們這些北方兵，大多是些‘旱鴨子’，最多能在水裏扎幾個猛子，能‘狗爬式’地遊上幾米遠，就算是水中豪傑了。”孫侃回憶，“所以，一到江邊駐地，全團就開始水上練兵。”
早春的水溫還頗有涼意，戰士們每天穿著襯衣、短褲集合在湖泊邊上學習遊泳。“先讓懂水性的人示范。然後連長喊一聲：‘前進！’所有人就‘撲通撲通’跳下水，有的亂掙亂遊，有的嗆幾口水就得爬上岸來喘氣，這樣反復好多次。”
孫侃回憶，有個山西籍的戰士，連長喊了好幾次“前進”，就是不敢下水，被連長猛一掌推到水裏，後來不但學會了遊泳，還成了水上尖兵。“團政治處派人採訪他，他說起初對連長耍‘軍閥’推了他一掌很有意見，不過多虧連長耍了點‘軍閥’，不然到今天還不敢下水。”
水上練兵的要求，不僅要會遊泳，還要“在水中能有半個身子露出水面”，不僅不能暈船，還要“在船上能坐穩、能打槍”。這樣訓練到4月中旬，戰士們都練出了一身好水性。孫侃是司號兵，他還練出了一手“水中吹號”的絕活。
人員需要訓練，參戰船只也經過了一番精心準備。開國少將向守志時任第二野戰軍44師師長，他回憶說：“開始時是大小船混編，結果船速不一，隊形混亂。後來經過試驗，發現大船載人多、突擊力量大，但行動受限制；小船載人少、靈活，便于多頭衝擊。所以再次編組，第一梯隊營用小船，第二梯隊營用大船。”
渡江的戰船是由民船改造的，戰士們用磚粉、白灰、污泥混合成“偽裝色”，涂抹在船身和船帆上，使“船水一色”，在船上增櫓加槳，把濕棉被釘在船舷上，每艘船還準備了棉花、桐油、釘子、木板等修補器材。
對守敵防線的偵察也早已開始了。各軍都派出了偵察部隊先期渡過長江，把江岸地形、水情、敵情等一一摸清，有的還建立了隱蔽聯係點。偵察排把國民黨軍艦的巡邏規律也一一記錄下來──解放軍用來渡江的都是小木船，軍艦一旦開來，掀起的浪很容易把木船打翻。
後來的電影《渡江偵察記》讓這一段故事廣為流傳，其中“李連長”的原型就是第９兵團27軍7９師偵察英雄齊進虎。他率領7人偵察小分隊，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登船，到敵人駐防的黑沙洲偵察，在島上隱藏了十幾天後，又借助一個木盆漂了回來。
“他帶回了敵人第８８軍與第20軍正在換防的重要情報。這一情報使渡江戰役提前2天打響。”軍史專家王輔一說，中央原定的渡江時間是4月22日，得知這一情報，“總前委決定趁敵換防立足未穩之際，立即打響渡江戰役。”
渡江戰役總前委決定，將已在安徽安慶至江蘇張黃港地段沿江北岸展開的第二、第三野戰軍各部隊，以奪取南京為中心，分別組成東、中、西三個突擊集團。
東集團，由第三野戰軍代司令員粟裕、參謀長張震指揮，在南京浦口至南通的張黃港渡江。
中集團，由第三野戰軍副政治委員譚震林指揮，在蕪湖裕溪口至樅陽鎮段渡江。
西集團，由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副政治委員張際春、參謀長李達指揮，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樅陽鎮段渡江。
“為爭取與國民黨政府談判達成有利於人民的協定，我軍在完成渡江作戰一切準備之後，還曾經幾次推遲渡江時間。”王輔一說。
然而，1949年4月20日，國民黨拒絕接受雙方代表擬定的《國內和平協定》，歷時20天的和談破裂。
渡江戰役的大幕拉開。
1９4９年4月20日晚11時，渡江部隊中路集團總指揮譚震林下達了“開始渡江”的命令。
夜幕中的長江江面上，千船競渡。每只船的船尾都點了一盞小紅燈。小燈的前、左、右三個方向都不透光，只有靠後方才能看見。
“戰鬥打響後，從江南岸往北看，仍是一片漆黑，但如果從江北往南岸看，就可以看見無數只小紅燈在閃爍，非常壯觀。”7８歲的徐法全當年是27軍的一名偵察排長，回憶渡江時的景況，他仍然激動。
“當時，中央軍委和渡江戰役總前委有一個規定：戰鬥部隊過江一個營，師長就要過江，過江一個團，軍長就要過江。”王輔一說。
著名戰將聶鳳智是第一批“打過長江去”的解放軍高級將領。雙腳一踩在南岸的土地上，他便指示向總前委發電報：“我們已勝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僅4月20日一個晚上，中路渡江部隊30萬大軍，便在裕溪口至樅陽鎮段20余公裏的戰線，以銳不可當之勢勝利渡過長江。
西路渡江部隊在劉伯承的指揮下，于21日16時渡江。近千門大炮把炮彈鋪天蓋地地傾瀉到南岸敵軍陣地上，接著幾十萬大軍爭入激流，直衝對岸，僅用4個小時，就控制了寬200余裏、縱深10裏至20裏的登陸場。至23日，西路主力全部渡過長江。
“西路集團的代價小得驚人。”王輔一說，第一撥渡江的6個步兵團中，傷亡不到10人。
東路集團于4月21日晚發起衝擊。他們需要突破地勢險要的江陰要塞。湯恩伯在這裏駐有7000余名精兵，各種口徑炮９0余門，號稱“江防門戶”。
作戰最緊張之時，江陰要塞的3000余名官兵突然起義。
“我們黨早在1９47年初就派人深入要塞。”８4歲的上海市公安局正局級離休幹部王徵明，當年參與了江陰要塞的策反工作。21日晚，當要塞司令戴戎光下令向解放軍開炮時，王徵明率領地下黨員衝進指揮所，把他活捉了。
開國上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葉飛生前回憶：“如果沒有江陰要塞起義，我們也可以從江陰渡江的，但不可能那麼順利，可能要付出重大傷亡。”
幾乎在江陰要塞起義的同時，林則徐侄孫、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率領大小艦艇25艘，在長江下遊南京東北4公裏處的笆鬥山江面起義，另一部23艘艦艇在鎮江江面向人民解放軍投誠。
“蔣介石集團曾經想依靠長江阻止我軍前進，他們說：長江自古天險，曹操、苻堅都渡不過來，何況共產黨？”徐法全說，“可我們只用4天，就讓國民黨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成了‘豆腐渣工程’，百萬大軍勝利渡江。”
守土之道，在德不在險。2000年前中國古代軍事家的斷言，再次得到驗證。
唐灏：“唐家班”与江阴要塞起义（历史网）
1949年4月21日夜，江阴要塞蒋军经过中共华中工委领导的地下特别党员唐秉琳、唐秉煜等人的长期策反工作，终于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中成功地举行了战场起义。迫使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将军顺应形势，停止抵抗。此举使人民解放军在东线顺利地渡过长江，并迅速占领苏州、无锡，切断沪宁铁路和宁杭干线，为聚歼宁沪杭地区的敌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虽已时隔四十多年，但1991年4月，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四期的封面上，还赫然以“江阴要塞毁于唐家班”为大幄标题刊登文章要“国民党应记取心脏中的历史匕首。”足以表明当年江阴要塞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之痛之深！
江阴要塞的形势及其防务
大江东去，一泻千里。
长江南京至江阴一段的江面有宽有窄，特别是到了江阴附近，因受黄山基岩控制，江面收缩仅有一千二百多米宽，一过江阴，江面就豁然开阔，形成一个喇叭形。
江阴要塞更矗立在喇叭口的顶部，既能控制着由海入江的要害，又能沟通南北交通。这里有君山、肖山、长山、黄山等诸山。其中尤以黄山景色秀丽，地势险峻，逶迤数里，雄伟壮观。黄山主峰上的那座古炮台，相传曾是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季札“筑石室，为烽火台之所”。古炮台边的一个山峰，形同鹅鼻咀；古炮台东侧有一个山峰，犹如骏马，屹立江边，扼守要塞，宋代王安石曾于八月中秋节，踏上黄山观赏秋涛，登临此境。写有“持归霄汉青绫被，去看吴都白马潮；叠鼓渡江塞浪伏，鸣铙入境野云飘”的诗句。
江阴黄山因地势险要，历史上是重要的国防前沿阵地。相传，三国时孙权曾在此建烽火台，驻扎重兵把守江防；宋代名蒋韩世忠曾在古炮台指挥，抗击敌人；明代戚继光也曾在这里领导过抗倭战斗。后来，清王朝在古炮台近旁，又筑了土炮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孙中山先后曾由南京乘“联鲸”号军舰来到江阴视察，并令将土炮台改成了洋炮台。1939年，陈毅同志，曾立马黄山脚下感慨吟诗：“江阴天堑望无涯，废垒犹存散似沙；客过风光敌惶恐，军民游击满南华”。
淮海战役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一面制造“和谈”阴谋，一面拼凑残余军事力量，积极布置“江防”，妄图凭借长江天险，继续顽抗。这时江阴要塞的火力配备和防务情况是：炮兵总台，配备口径一百毫米加农炮和一百毫米榷弹炮各十二门，三七战防炮十六门，二五机关炮二门，共计四十二门，士兵约千余人，相当于一个重炮团；游动炮团，约三千人，下设三个营，配备五七战防炮三十六门；重炮中，有德制克虏伯18式150榷弹炮，射程13250米；德制莱因18式150榴弹炮，射程15100米；德制（仿瑞士的）博福斯式加农炮，射程22000米；美制伯斯列恒式155加农炮，射程22860米。以上重炮的射速为每分种3~5发。57战防炮（美制）射程9930米，射速每分钟10发。这些火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口径的先进兵器。江阴要塞配置近100门火炮，比国民党一个集团军的火力还多还猛烈。控制江阴东西25公里狭窄的江面和河汉，可以达到严密封锁的火力密度。步兵轻、重火器，打击千米左右江面上的船只可以说是完全有效的。我军从江阴正面渡江，如不夺取要塞，难度是很大的。另外还有守备总队，下设三个大队；约三千人，相当于一个加强步兵团；工兵营约二百余人；总兵力约七千余人，相当于一个军的建制。特别是1948年后，又换上了一个“少壮派”要塞司令戴戎光，以加强江防，企图阻止解放军从东线渡江南下。
戴戎光任江阴要塞司令的经过
戴戎光当上江阴要塞司令完全是唐秉琳从中活动的结果。戴戎光（1969~1971）是江苏省射阳县通洋乡人，正室蒋婉媛为阜宁县城士绅蒋开白之女，1949年初携子去台湾。长子戴中一，毕业于台北大学，后在台湾省嘉义县竹其中学任教。偏房岳海伦，北京人，曾经留学法国，精通四国语言，后居南京，为省民革委员；次子戴中民在宁工作。戴戎光出生于豪绅家庭，其父戴少五，曾为当时阜宁县（通洋旧时原属阜宁县）陈、王、顾、戴、刘五大巨富家族中之一。戴戎光兄弟三人，号称“戴氏三光”：其兄戴克光，早年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曾在清华大学（后调北京政法学院）任教。其三弟戴曙光，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曾留学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曾任我射阳县第七区区长兼武装大队长，后光荣牺牲，为当地著名的抗日英烈。戴戎光排行老二，早年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六期），后又就读于北京清华大学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并留学于日本上智大学德语班，精通日、德、英三国语言，曾考取过国民党政府驻德使馆武官（未赴任），先后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防空学校高射炮班少校教官，陆军200师——五二团中校营长，陆军第五军九十六师上校参谋、少将参谋长，陆军第九军司令部少将参谋长，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少将高级参谋，青年军（第六军）少将炮兵指挥官，抗日战争中曾先后参加过著名的淞沪会战、忻口战役、武汉外围战役，昆仑关战役和在缅甸抗日远征之战，功勋卓著。
正因为江阴要塞素有“江防门户”之称，战略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队中一些财迷心窍的人认为，江阴要塞司令是个大有油水可捞的好差事。由于要塞在江阴黄田港设有检查站，该处是长江南北交通孔道，可走私受贿；沿江一带有芦苇收入；要塞附近有矿山开采，要塞境内亦有良田数百亩可出租；外加上能在江阴棉纱厂搭干股份，可坐地分红；还可用要塞公款在上海做投机买卖；还有吃士兵空额等外快。因而，1948年5月，当江阴要塞中将司令孔庆桂（江苏仪征人，保定军校毕业）私囊已饱，想辞去要塞司令职务，住公寓享清福的消息一经透露，向蒋介石保荐来要塞的人陆续不断。孔庆桂曾向蒋保荐汀阴要塞的炮兵五十一团团长李道恭或参谋长夏琦继任要塞司令职务，胡宗南也曾飞电保荐过关瑞充任谚职，而蒋介石是想选一名黄埔系的“少壮派”担任此职，故这些推荐者均未获批准。
当时，戴戎光正在南京任陆军总部兵工处少将处长。因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与戴是苏北同乡，又是亲戚关系，中共地下党员唐秉琳等人认为戴戎光的胞兄戴克光和胞弟戴曙光是革命干部，是将来可以接近的人，遂利用顾戴这一微妙关系在国民党政府军务局里进行秘密工作。设法将戴戎光列为第一名送选人，并列戴的考评材料写得特别好，蒋介石便把经军务局局长俞济时签呈中名列第一名的戴戎光圈上了。
几天后，蒋介石在官邸亲自召见戴戎光进行就职前的淡话。他除了劝勉客套以外，又特别对汀阴要塞的整个防务作了严格训示。此后，戴戎光便到汀阴要塞赴任。
中共地下党在江阴要塞的秘密活动
早在1946年春，当时担任中共华中五地委组织部长的唐君照（曾任中共射阳县委第一任书记）接到他四弟唐秉琳（黄埔十期毕业、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特种兵科上校科长）和其五弟唐秉煜（1938年2月参加新四军，后入黄埔十五期学习，中共党组织委派他从事地下工作，此时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工兵24团上尉连长）用约定的暗语写来的信，想离开国民党军队，回解放区来参加正面斗争。信的内容是“我们在外跑单帮，小本经营蚀了本，做生意很难，希望回家做大生意。”唐君照当即向中共华中五地委书记营荻秋作了汇报。营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明确指示要他们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地下工作，并派人和他们暗地里取得了联系。
1947年春，中共华中五地委通过建阳县委（现建湖县）派上冈区委副区长唐坚华（唐秉琳的堂侄）去上海，和唐秉琳会了面，要唐秉琳弟兄继续留在白区，“深入国民党部队抓实力”。并传达上级指标：为了要分散敌人重点进攻解放区的力量，直接减轻敌人对解放区进攻的压力，把战斗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党决定派一支先造纵队从江阴方面过江，到江南地区开辟新的战场，直接威胁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南京。这时，唐秉琳已调江阴要塞任上校参谋处长，唐乘煜也通过他的介绍，到了国防部三厅（作战厅）任主管要塞工作的少校参谋。此后，唐坚华就担任了中共地下政治交通员，专门负责和唐秉琳弟兄保持单线联系，经常来往于江北、江南之间。1948年6月，唐坚华在镇江不辜被捕。此后，中共改派吴铭继任政治交通员，负责和唐秉琳兄弟的联络工作。不久，又派共产党员唐仲衡（唐秉琳的堂兄）到江阴城内设立了固定的联络站，直接归中共苏北区党委领导。
1947年6月底，解放军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牵翩了蒋军的主力，粉碎了国民费顽固派对解放区能猖狂进攻，擂开了我军战略进政的片幕。由于实行挺进中原的战略行动，原来派先遣纵队去江阴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以威胁南京的作战计划就暂缓实施。
1947年11月，中共华东局成立华中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华中工委决定把汀阴要塞列为策反工作的重点。同月，华中工委常委、华东野战军华中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代表华中工委批准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盐城县人，黄埔八期毕业，和唐乘琳为嫉表兄弟。当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一厅上校参谋）三人为中共地下特别党员。从此，在江阴要塞内部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此间，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华中指挥部司令员管文蔚，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多次作过明确指示：“要加强做上层工作”，“要大力抓实力”，“设法架空要塞司令孔庆桂”。工作上“要特别谨慎”、“要绝对保密”、“要在相当可靠的人中间做工作”。这对江阴要塞中共地下党的策反工作极为有利。
根据华中工委的指示，唐秉琳等中共地下特别党员利用同学、同乡、同事的关系，采取联络感情，帮助解决困难等办法，把那些遭到排挤、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中下层军官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戴部的扩编为中共策划起义提供了方便
中共地下党员唐秉琳等人取得了戴戎光的信任，便利用戴扩编增加兵员的机会，按照苏北华中工委“多抓力量”的意图，让戴戎光出面巧妙地把吴广文和他的黄埔军校的同学——原兵工处副处长王德蓉（后为中共地下特别党员）一起调进江阴要塞，吴广文任参谋主任（起义前改任守备总队长），王德蓉任要塞参谋长（起义前改任游动炮团团长），唐秉琳本人也从守备总队长调任炮兵总台长。
吴广文、王德蓉到达江阴要塞以后，中共地下党在要塞内部的力量得到了壮大，策反工作也进一步深入。他们在炮兵总台、游动炮团、司令部直属分队，以及新组建的工兵营（唐秉煜由于工作需要、兼任营长）中开展了团结争取工作。到起义前不久，江阴要塞几支部队的实权都已掌握到中共地下党员手中，要塞司令戴戎光实际上也已经被架空，中共地下党完全控制了江阴要塞。
江阴要塞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曾经引起过对方的怀疑。1948年冬天，有几个在汀阴和上海的苏北逃亡地主曾向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告密说：“江阴要塞有一个姓唐的团长，他的哥哥是共产党，他也靠不住”。这些话虽然对唐秉琳的威胁很大，但是由于戴戎光对唐的信任，就起了“保护”作用。有一次，戴戎光出席江苏省政府的联防会议，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丁治磐和保安司令都曾向戴追问唐秉琳的情况，戴戎光心中有数，便连忙解释说：“对唐秉琳的传说都是猜测，我知道他的根底，他是小老弟（指黄埔后期同学），对校长是忠诚的。他的哥哥是共产党，这也是各为其主嘛！我也有一个弟弟是共产党，难道我也是共产党？所以，这种传说不可轻信”。经戴这么一说，果然使有些上层人士释去疑窦，但有些顽固派后来对戴戎光也怀疑上了。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曾接到密报说：“江阴要塞共产党活动猖獗，要塞司令戴戎光预备在共军渡江时叛变响应。”李宗仁为此事特地去找参谋总长顾祝同讨议，提出要将戴调开。顾祝同则认为流言不可轻信，言戴为黄埔学生，为蒋所器重，才委以汀阴要塞司令的要职；加之顾祝同自言与其亲戚，信其无他。在此同时，国防部保密局安插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内的军统头头毛森也得到情报，正准备要对戴下手，后被戴的同乡、上海军统头头杨斌也以顾祝同为名，在毛森面前将戴戎光保了下来。
解放军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即进行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这时要塞的策反工作也到了关键时刻。1949年2月，唐秉煜在国民党国防部参加了一次作战会议，乘机获得了经蒋介石亲自审批的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这份绝密军事情报。他以探亲情侣为名来到了江阴要塞，在黄山炮台总台长办公室和唐秉琳、吴广文、王德蓉一起研究了斗争形势和要塞策反情况。为抓紧准备工作，迎接我军胜利渡江，决定由唐秉煜秘密过江向华中工委汇报工作和请示具体任务。
1949年，阴历年初二夜晚，唐秉煜在要塞守备总队长、中共地下特别党员吴广文的布置和掩护下，装扮成商人，于张家港秘密渡江。连闯数道险关，终于胜利到达江北，在盐城会见了唐君照同志。然后，由唐君照同志陪同去淮阴，向华中、领导详细汇报了整个情况。受到防丕显、管文蔚、刘先胜等领导同志的欢迎，并给予江阴要塞地下党的工作很高的评价。
管文蔚同志代表华中工委就当前形势和党中央的会议精神，对要塞地下党策反工作的任务和渡江准备做了一系列指示。他说：“全国的解放已为期不远了，我军已临近渡江。我们要有大部队从江阴过江，江阴是我军渡江的主要方向和地段。这是战略的，不是战术的。要塞的地下工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的任务是保障渡江部队顺利安全地登陆，巩固登陆场。以地下党为中心组织这次起义，让开正面，必要时用要塞炮台炮火掩护，保证我军安全渡江。这个担子很重、也很艰苦。”
1949年4月，渡汀战役前夕，中共华东局派社会部情报干斗长王征明，通过华中工委安排秘密扣进了江阴要塞，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策反工作。
四月初，华中工委为了配合大军渡江，把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交给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团党委领导。当时，三野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当面向派往江阴配合要塞地下党工作的王征明交待汀阴要塞策反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持六十里防区，控制三个到四个港口，迎接我军部队登陆。所谓迎接，即不打枪，不打炮。完成这个即为渡江第一功。”根据要塞中共地下党员唐秉琳等人的要求，三野十兵团又从二十九军中选派了团长李干和教导员徐以逊与陆德荣、王刚等四位同志分别以“卫士”、“勤务兵”等身份为掩护，秘密打入江阴要塞，唐秉琳和唐秉煜将他们安插在炮兵总台、游动炮团和守备总队里工作。
4月18日晚，王征明在中共江南工委交通员的护送下到了江南，亦打入了汀阴要塞。翌日午后，王征明召集要塞地下党员，传达了三野十兵团首长的命令和起义当日要塞部队的口令以及左臂戴白布为标记等，并作了具体分工。会后，要塞地下党移极行动起来，准备迎接大军渡江。
要塞起义成功
1949年4月20日，国共两党的和谈未成。戴戎光接到蒋军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准备作战”的命令后，下午即驱车赶到黄山炮台，坐镇指挥。入夜，蒋军二十一军布置在靖江八圩作桥头堡的一四五师遭到解放军炮火袭击，该师参谋长打电话给要塞炮兵总台长唐秉琳，要求“炮火支援”。唐秉琳接到电话后，一面表示支援，一面命令黄山炮台减缩四百米射程，使炮弹落在蒋军一四五师阵地上，因炮弹甚密，有的电话线都打断了，打得该军鬼哭狼嚎，急得一四五师师长在报话机里苦苦哀求：“请停止炮击！”
此时在江北的三野十兵团叶飞司令员也从报话机内听得清楚，便高兴地一拍桌子命令说：“时机已到，全体登船出发！”
21日凌晨一时左右，解放军渡汀先头部队在肖山和长山北麓登陆。中共地下党员徐以逊在肖山脚下接到了解放军渡汀登陆部队，立即带领其往黄山与要塞起义部队会师。
凌晨两点以后，从各种情况判断，确认解放军渡汀部队前锋已抵达南岸，为不失战机，配合大军渡江，唐乘琳一面布置王刚和李勇有立即切断江阴要塞对外的通讯联系；另一方面布置了佣基炮台执行佯攻射击计划（即用不卸保险，不装引信的炮弹发射），借以继续迷惑蒋军。
此时，戴戎光在总台指挥所里。他的警卫都已经被中共地下党员设法支开，他本人也受到了唐秉煜和李干、吴铭等同志的监视，但他仍然蒙在鼓里，直到唐秉琳命令发射不卸保险的炬弹时，戴戎光才发现情况不妙，气急败坏地叫嚷：“你们打的什么炮？这打的是欢迎的礼炮呀？！”但为时已晚，他身边一个卫士也没有了，心里虽有数嘴里却不吭声。
天蒙蒙亮，徐以逊带领解放军渡江先头部队到了黄山脚下，与要塞起义队伍会师，并在唐秉煜的布置下，在黄山各炮台换岗放哨，唐秉煜召集吴铭和李干等人，在总台指挥所门外商量后，三人便持枪冲进指挥所，枪口对准戴戎光，由吴铭向戴戎光宣布说：“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宣布起义了，现在要你缴械投降！”戴戎光听了，顿时吓得脸无血色，急忙表白道：“我跟贵军从未作过战，我对贵军向来是友好的。”吴铭说：“你的情况我们了如指掌，不必多说了！”戴戎光见状便无可奈何地说：“既然事已如此，我就缴枪投降吧！”说着戴将所佩带的左轮手枪和子弹袋解下，交给身旁的唐秉煜，然后瘫坐在行军床上。
这时，唐秉琳立即命令江阴要塞各炮台和游动炮团全部调转炮口，举行战场起义。我南下大军在东线未费一枪一弹、全部胜利渡江。
千秋功过将由历史评说
当年江阴要塞起义，曾经震动中外。然而事实绥过，多年来却论述不一。国民党内部曾经有人把江阴要塞起义胡说是中共用“五百根金条”收买了要塞司令戴戎光。中共党内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存在不同说法。
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敦知四月二十一日共军渡江时，戴戎光果然叛变，利用要塞巨炮反击我江防舰队，舰队或沉或逃，共军乃蔽江而过。”并分析说：“戴戎光可能不纯粹是为了五百根金条而叛变的，他叛变的最大原因，第一固然是觉得大势已去，应该向共党‘立功投效’；第二可能是由于蒋先生授意‘保存实力’，让共军渡江，共军既渡，戴无处可退，就索性投降了。”
其实，江阴要塞起义的成功，首先要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挡；另一方面也是要塞中共地下党在华中工委以及三野士兵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长期进行艰巨的策反工作的佳绩；再次，几位黄埔将士和广大要塞官兵痛恶内战，一致希望和平，战场起义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附记：
唐秉琳(1911-)，字君琅，江苏盐城上冈人，生于1911年11月3日。盐城中学30年代毕业，后毕业于黄埔军校十期。其兄名唐君照，弟名唐秉煜。解放后，唐秉琳一直在南京海军学院任职，但似乎并不太受重用。长子唐江少将任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
王德容安徽合肥人，黄浦军校8期炮科毕业，后入日本炮兵士官学校学习和戴司令是同学，抗战胜利后在国防部军械处任上校副处，1949年在江阴要塞率游炮团起义，随后和他的炮团加入人民解放军南下一直打到海南，1950年任志愿军炮兵11团团长第一批入朝，在朝鲜阵亡，现葬于吉林通化烈士陵园。
作者唐灏是唐秉琳、唐秉煜为族家叔侄，加之和戴戎光将军系姑表之戚，多年来为调研这一题材，曾多次采访唐秉琳、唐秉煜及戴戎光夫人岳海伦女士，并曾陪同唐秉煜重访过他阔别多年的战场——江阴要塞。
江阴要塞公案
几天前，88岁高龄的王刚老同志冒着高温来看我，向我讲起中共江阴市委、市政府和北京新世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单位联手，将60年前在渡江战役中他亲自参与策反的江阴要塞起义，摄制成24集电视剧，称《江阴要塞》（以下简称《江剧》），不叫“江阴要塞起义”，并且已在网上播出。对有人借纪念新中国诞生60周年之机，故意篡改历史，诋毁解放军干部打入敌营策反的形象，愚弄广大不知情观众的行径，他和王征明及陆德荣之子都感到愤慨。笔者作为渡江前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任职、如今从事军史研究的老战士，得知江阴要塞起义的历史被篡改，自然也是忿忿不平。对此，笔者讲几点看法：
一、江阴要塞起义的历史不容篡改。
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地处长江南岸，是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地方，仅1500米，素有“江防门户”之称，有各种炮90余门，担负田黄港至张家港约25公里的江防守备任务。1947年9月，中共华中工委成立后，陈丕显、管文蔚、曹荻秋意识到江阴要塞战略地位的重要，开始部署对其策反工作，当年由盐阜地委和建阳县委派出唐坚华、仇英夫妇去江阴要塞从事策反活动，陆续吸收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工兵营长唐秉煜、守备总队总队长吴广文、游动炮兵团长王德容为特别党员，掌握了要塞几个单位的兵权。1948年6月，唐坚华、仇英夫妇往江北华中工委汇报返回江阴途经泰州时，遭国民党特务拘捕（未暴露身份，年底获释），华中工委又于当年秋派吴铭作为政治交通员，去江阴要塞了解情况，继续开展策反活动。
1949年2月，三野在部署渡江作战时，粟裕副司令员点将要请华东局派在济南战役中参与领导策反吴化文部起义成功的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征明，去参加江阴要塞策反的领导，很快得到同意。王奉命率一批干部及一部电台迅即赶到淮阴。3月，三野首长鉴于第10兵团将从江阴一带渡江，便将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划归第10兵团领导。叶飞司令员和韦国清政委赋予江阴地下党组织和解放军派遣干部的基本任务是：保持30公里防区内控制三至四个渡口，不打枪，不放炮，迎接我军登陆；“在领导关系上，通知要塞地下党同志，起义工作由王征明同志管理，由王对兵团党委负责。”（见《叶飞回忆录》第544─545页）经过王征明组织解放军派遣干部和地下党同志一个多月的艰辛努力，没有动一枪一弹，便于1949年4月22日晨胜利地完成策反国民党军江阴要塞7000名官兵起义的任务。
江阴要塞起义的成功，使第10兵团渡江时避免了伤亡，15万大军胜利渡江后，向南直插宁沪铁路，加剧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崩溃和全线溃退。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和解放军派遣干部联手取得的重大胜利，在解放军战争史上写下的辉煌篇章。60年后，唐秉琳、唐秉煜的家属和子女在策划《江剧》时，想多展现唐氏兄弟业绩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定要适当，故意拔高、贬低别人则是不合适的。例如，不叫响铛铛的“江阴要塞起义”而叫暗淡无光的“江阴要塞”，将剧中唐氏兄弟均用真名而将解放军派遣干部均用化名，连最早到江阴搞策反的仇英连个名字也不提及，都是不对的。将当年叶飞司令员明确起义由王征明“管理”篡改为去“帮忙”，借虚构情节对解放军派遣干部进行打压、贬低，都和胡锦涛总书记所倡导的“求真务实”的精神相违背的，是错误的，让人不能容忍的。
二、解放军派遣干部在江阴要塞起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抹煞。
王征明受领任务后，考虑到江阴要塞内的地下党只是几名特别党员、不是党组织的整体的实际情况，为加强要塞地下党组织的力量，他建议从部队调几名团、营职干部打入江阴要塞内部，控制重要部位，以确保起义的成功。兵团首长采纳了王征明的建议。由29军调出团干李干和营干徐以逊、陆德荣、王刚等4人，于3月下旬被护送到江阴要塞，这些有丰富斗争经验骨干的打入安插为“卫士”、“副官”等职位，使起义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王征明对联络问题，同兵团和担任突击的军、师首长作了商定。4月18日晚，王征明第二次偷渡成功到江南，次日在江阴秘密联络点召开紧急会议，向秘密党员传达了兵团首长对起义的要求，希望大家抓紧做好准备，迎接大军渡江；对掌握部队和相关事项，明确了分工：陆德荣、徐以逊在10兵团渡江当晚，潜伏在江边，接应渡江先头部队登陆；李干作为唐秉琳的“卫士”，紧靠在唐秉琳附近；王刚在警卫连“当兵”，得知我军渡江消息后负责破坏要塞通往上级的电话线，掌握好机关枪，随时准备配合李干行动；王征明以游动炮兵团王德容团长“卫士”的身份，负责协调联络。在会上，王征明根据情况的重大变化，当机立断决定：一是，派人到无锡将被免职的守备总队总队长吴广文找回来，协助新任命的总队长李云葵控制守备总队；二是，对第10兵团正面敌情的重大变化，派陆德荣当晚冒险偷渡去江北报告（因封江未走成）。21日夜，陆德荣利用对南岸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带领29军渡江先头部队机智地避开敌21军防区，迅速控制了长山制高点，并以果敢凌厉的动作歼敌21军的1个团。
4月21日深夜2时，王征明和王德容团长在前沿看到抓到一个“俘虏”，判断我军已经渡江，就在游炮团打电话给唐秉琳：“我人民解放军已经全线渡江，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命令你们立即行动，掉转炮口，配合我军渡江。”《江剧》认为这个电话太“冒险”，“过早暴露”，“是往敌人枪口上撞”。这是对军事的无知。据《叶飞回忆录》第546页记载：“21日零时刚过，我渡江先头部队即在江阴要塞炮台火力范围内的长山北麓登陆，在接应同志的带领下，迅速击溃了敌21军一部，控制了长山。另一路先头部队也在肖山顺利登陆。”接应占领长山的就是陆德荣，接应占领肖山的就是徐以逊。事实证明，王征明2时打的电话，不是过早而是正适时，解放军早已渡江了，而要塞迟迟没有配合的动作，就会大大降低起义的意义。如果唐秉琳早些下命令掉转炮口，向敌第21军的部队再早些开炮、多轰几炮，则对第10兵团渡江登陆后战局的发展会更有利，那22日清晨和上午10兵团4个军击溃敌54军、21军和123军的多次猛烈反扑会更容易些，向南挺进会提前。
《江剧》对王征明“有地下工作经验”的怀疑，是别有用心的。王征明，1938年1月参加八路军，后调往新四军，长期从事侦察、情报工作，担任过第6师和军部的侦察科长，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积累了丰富的侦察、情报工作经验，为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首长所赏识。1948年济南战役前两个月，国民党军第96军军长吴化文对起义态度不明朗，反反复复，华东局领导人就派王征明赶赴济南前线，配合济南市委等单位认真分析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使吴化文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对济南战役的胜利有重要意义，王征明为此受到华东局的表扬。这正是粟裕首长点名要王征明去组织江阴要塞起义的决策的依据。对王征明策反工作经验的怀疑，实际上是对著名军事家粟裕大将这件事决策正确性的否定，是很不应该的。
斗争的实践证明，有没有这些有丰富争斗经验的解放军派遣干部作为起义的骨干，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在渡江作战期间，南京地下党策动王宴清率首都警卫师数千人起义，进发途中溃散，到达安徽滁州的只有百余人；上海战役期间，上海地下党策动张权中将起义，因失败被杀害；浙江省主席陈仪准备起义，被其亲信汤恩伯出卖而被杀害等教训，都因为没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骨干的协助，导致起义失败。江阴要塞起义，如果没有王征明等5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骨干发挥作用，江阴要塞起义能否成功都是很难讲的。因而《江剧》贬低解放军派遣干部、打压负责人王征明的做法是错误的，怀疑粟裕、叶飞、韦国清这些战将派解放军干部打入敌营决策的正确性更是错误的。
三、《江剧》拍制的做法很不合适。
《江剧》24集，用于展现唐氏家族业绩的为20集，而组织江阴要塞起义的内容只占4集，仅占六分之一，比例显得太少了。这说明，策划者不想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次成功起义的辉煌业绩，使这部电视剧变味了。
大家都知道，真实是历史的生命。拍制这部电视剧的策划者和组织各方，背着还健在的王征明、王刚、仇英3位亲历者，胡编乱造，还有什么“纪实性、文献性”可言，发生在全国人民讲求诚信、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是太不应该的。
《江剧》不成功的实践再次证明，重大革命题材的电视剧，策划、编剧、导演、拍制以至全过程，都应践行科学发展观，照顾到地下党和解放军派遣干部等方方面面，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任何编造、歪曲历史的行径都是难以成功的，先烈们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答应的。
南京的解放
“没想到堂堂国民政府的首都，竟然那么好打。”78岁的徐法全回忆说。徐法全时任第9兵团27军侦察营排长，进攻南京前夕，受命执行侦察南京的任务。
渡江战役发起仅过3天，人民解放军就占领了南京，以至于路透社的报道中，有了“南京及长江全部防线于一夜之间如戏剧性之崩溃”这样戏剧性的句子。
导致南京如此轻易地“失手”，蒋介石的布防策略是一大原因。当年，这位下野的“总裁”于奉化千里遥控汤恩伯，将“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应付应付就可以了”。
对于这一布置，代总统李宗仁极其不满，后来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蒋介石、汤恩伯的批判——
“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才，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着‘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属下策，但是我们空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座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就在李宗仁指示南京卫戍总部制订防守南京的计划，并令国防部拨款构筑防御工事之时，汤恩伯已在秘密地将江宁要塞的大炮拆运上海。”８４岁的南京市政协专员王楚英，当年是国民党５２军副参谋长，“在南京孝陵卫的汤恩伯总部指挥所，经常控制着一二百辆卡车，准备随时离开，并没有死守南京的打算。”
既然早有弃城之意，那么国民党各大要员竟然能在解放军进城前一天携带箱笼细软全部安全撤离，也就不难理解了。
23日早，“追云号”“自强号”两架专机在南京上空恋恋不舍地盘旋了两周，向南方飞去。机上，是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周至柔等一干国民党要员。李宗仁从舷窗下望，“斯时东方既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正浓”。
高官有飞机坐，中下层官员则狼狈得多。当时驻南京的美联社记者西－托平在回忆录中写到：南京市长邓杰（音）卷带市财政金库的3亿元金圆券试图驾车逃跑，却被他的私人司机和卫兵痛打一顿，两腿都打断了，所携财款被一抢而空。
过后看来，这位邓市长的腿断得实在有点冤──仅在第二天，金圆券就贬至150万兑1美元，邓市长卷带的公款仅值200美元。后来，“邓被指控犯有企图携市政府雇员工资拨款外逃罪”而“投进了共产党的监狱”。
“尽管不打算死守，但南京毕竟是国都，一枪不放弃城而逃影响太坏。所以国民党国防部还是作了精心的防御准备。”曾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楚英回忆。
国民党对南京的防御部署分两个部分：一是位于江北的南京外围“三浦”（浦口、浦镇、江浦）的防御；第二部分则是南京城防的部署。为守住南京的北大门，汤恩伯将军纪涣散、战斗力差的96军从“三浦”撤走，改由嫡系的28军接防。
“在国民党军的日暮时期，28军就算还有一些战斗力的部队了。”王楚英回忆，“他们在三浦地区构筑明碉暗堡，挖外壕、埋地雷、架铁丝网，还在沿江、沿公路一线及北面的大小山头修筑了多重防御阵地，要与解放军拼死一搏。”
28军即将面对的，是解放军第8兵团35军。
“总前委把夺占南京的任务交给35军时，全军官兵欢呼雀跃。”徐法全本是第9兵团27军侦察营的一名排长，进攻南京前夕，被上级配署给35军，执行侦察南京的任务。
35军是一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来的新军，几个月前，国民党吴化文部在济南战役中起义，所属部队与解放军鲁中南第3纵队整编为35军，吴化文担任军长。
“这是一本活教材，为那些执迷不悟的国民党官兵指出光明前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军史专家王辅一说，让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率领一支国民党起义部队，攻占国民党的首都，总前委可谓用心良苦。
4月21日零时，攻城战斗打响了。
“35军定下了周密的攻击方案。”徐法全回忆，103师负责攻占江浦，104师攻打浦镇，105师从正面切断江浦、浦镇之敌的联系。三路部队得手后，沿着铁路线会攻浦口，打掉南京北面最后一个屏障，从浦口渡江，直扑南京。
当35军大部队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市区时，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队早已逃之夭夭。“我们进城时，已经没有任何抵抗了。”徐法全说。
4月24日凌晨，104师312团在起义警察及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高举着红旗，向总统府飞奔而去。
“我们刚到总统府门口，那里就有几个人很配合地把门打开了。”裹挟在这支胜利之师中间，徐法全兴奋极了。312团战士一进门，率先冲上门楼，争先恐后地扯下了那面飘扬了14年的青天白日旗。“接着，一面鲜艳的红旗就换了上去。”
曾经富丽堂皇的总统府一片狼藉，“到处散落着相片、文件和各种书报”。在总统办公室内，一张玻璃台面的大桌子上，日历翻在了4月23日。这一天，代总统李宗仁等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逃离南京。
叹哉南京，百年之间三次城破。不过这一次，它将与整个中国一道，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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